哆啦A梦，中日关系的“风向标”

80年代：初入中国 静候崛起

中国最早版本的《哆啦A梦》漫画，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对于绝大多数80后和90后来说，最早接触“哆啦A梦”主要是通过大陆翻译的漫画。而最早引进的《哆啦A梦》漫画并进行系统翻译的是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1988年出版的一套18本漫画。当年每本定价0.73元，即便是在当时来看也是价格实惠，加上画工精美、翻译水平较高，因此十分畅销。

　　80年代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中日关系最黄金和蜜月的时期，日本品牌的家电成为“炫富”的标配，1984年胡耀邦牵头、胡锦涛负责的日本3000青年访华活动更是将整个中日关系推向了最高潮。大量日本影视剧进入中国，山口百惠和高仓健正是在那个时期被中国人所熟知。

3000日本青年访华是中日关系的标志性事件，直到今天都在影响着中日关系。

　　其实相较之下，《哆啦A梦》进入中国的时间较晚。早在1980年，中央电视台就开始在每晚七点半的黄金时段播出《铁壁阿童木》，《聪明的一休》也在1984年开始播出，七八个孩子一起围观一台电视机看一休哥开动脑筋的场面已司空见惯。不过尽管如此，还在漫画渠道传播的《哆啦A梦》已经开始显示出其强大的吸引力。

　　在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首次出版发行《哆啦A梦》漫画到1991年电视台播出名为《机器猫》动画片之间短短不到四年，就有文联出版社、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等多个出版社发行漫画和大长篇。

　　相信令很多“85前”记忆深刻的是，当时的班级里谁要是有一本漫画，几乎是全班传阅。这也让那个年代的漫画书保存状况惨不忍睹。但这种中国特色式的传播方式，很快为《哆啦A梦》培养了一大批漫画爱好者和潜在的消费市场。

　　客观的说，80年代中国出版社对于《哆啦A梦》漫画（包括大长篇）的引进更多的是搭乘大规模引进日本动画片、影视剧的东风。尽管销量很高，也很受出版社的欢迎，但谈及传播的广度，还为时尚早。

90年代：机器猫黄金三年

1991央视版《机器猫》由董浩叔叔和金龟子“黄金搭档”配音。

　　直到今天，明仁天皇都是唯一一个曾访华的日本天皇。1992年，为了迎接到访的日本天皇，中国特地恢复了80年代初就取消的群众欢迎，在天皇到访的北京、西安和上海三个城市组织些群众欢迎场面。

　　天皇的到访和最高规格的接待，都预示着中日关系正在走向历史的最高峰。《哆啦A梦》在中国的传播也随着系列动画在央视和地方卫视的播出而进入快车道。

　　1991年2月9日下午六点二十分，CCTV2播出了第一集《机器猫》动画片。这一年同时是央视和地方台在译制动画片播放领域竞争最为激烈的一年。就在央视《机器猫》播出不久，地方台就开始播放“改名换姓”的《叮当》。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央视一套星期天晚六点半档是动画片黄金时段，十多年来雷打不动，而自从有了“机器猫”的出现，央视二套又在每周周六晚六点半档开辟出另一个黄金动画时间，由松下电器独家赞助《机器猫》。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央视一套的《猫和老鼠》与央视二套的《机器猫》开始上演“日猫”与“美猫”的“双猫争霸”，那段日子成为“80后”集体最欢乐的动画时光。

　　动画片的热播直接带动了漫画销量的提高，但是官方渠道（电视台和正版出版社）远远跟不上日本更新速度和观众需求，盗版市场趁机应运而生。

　　现在我们如果在电商网站上搜索“哆啦A梦人美全套”，很多卖家会宣称自己出售“64本人美全套”。实际上，人民美术出版社只出版了43本，而且在书的后面标明版权页，说明版权的唯一性。所谓的“64本”大多数是西藏、海南等出版社的盗版。

1992年，江泽民总书记访问日本。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日高层互访频繁。1988年日本首相竹下登访华，1989年李鹏总理访问日本，1991年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访华，1992年日本天皇访问中国之前，江泽民总书记访问日本。连续四年，每年都有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的访问。这样的频率之高，令人咂舌。也正是频繁的政治往来，保证了像《哆啦A梦》这样的动漫在国内的传播。同样的，一旦政治关系出现问题，传播自然受阻。

　　1994年，日本自民党等三党联合执政后，日本政治潮流再次趋向保守。日本政府与中国政府开始在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上出现争端。中国政府也开始第一次对日本漫画进行打击。

　　以“打击盗版”为名，1994年11月，中央电视台连续三天在《新闻联播》中报道中国大陆漫画书市场的“不规范”，矛头直指日本漫画内容低俗，扰乱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除了盗版漫画一度绝迹外，官方渠道的《哆啦A梦》漫画书也逐渐消弭。

新世纪伊始：昙花一现的哆啦A梦

2002年4月，小泉第二次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关系进入低谷。

　　1996年9月23日，《哆啦A梦》作者藤子-F-不二雄去世，将不同的翻译名统一为“哆啦A梦”是藤子-F-不二雄去世前的愿望，但这并没有能够在中国实现，因为此时，已经很难在中国官方正版渠道看到最新的《哆啦A梦》作品了。

　　1996年，在日本右翼分子登上钓鱼岛并设置灯塔后，日本政府宣布实施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把钓鱼岛包括在内，声称钓鱼岛为日本固有领土，中日关系不容乐观。直到江泽民主席在1998年实现了中国国家元首对日本的首次访问，2000年朱镕基总理对日本的正式访问，2001年刚刚当选首相的小泉纯一郎访华，2002年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访问日本，中日关系才出现缓和迹象。

　　良好的外交环境再次给《哆啦A梦》在中国的“复活”提供了土壤。2002年，在尊重藤子-F-不二雄遗愿后，更名为《哆啦A梦》的电视动画片重新登陆中国60多家电视台，岂料，这竟然成了“蓝胖子”在中国复苏的海市蜃楼。

　　2002年4月，时任日本首相的小泉纯一郎公开宣布，以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片刻激怒中国政府。直到2006年小泉纯一郎下台，中日关系进入历史上最低谷时期。在这个背景下，《哆啦A梦》难以在中国体面地生存下去。

2007年：开启中国大银幕三年之旅

从2007年开始，《哆啦A梦》剧场版大电影连续三年在中国上映

　　其实，从90年代末到2006年之前，《哆啦A梦》动画和漫画的低潮期，除了政治因素之外，也与互联网这一新的媒介工具和文化载体兴起有关。加上广电总局对引进动画片要求审批和比例的限制，包括《哆啦A梦》在内的大量动漫传播开始从线下转移到线上。

　　2005年，朝日电视台开始推出水田版《哆啦A梦》（也被称为《哆啦A梦》新番）。与此同时，东宝株式会社开始制作新版《哆啦A梦》剧场版。

　　巧合的是，中日关系也在2006年迎来了转机，这一年安倍晋三首相访华，被称为中日关系的“破冰之旅”。之后每一年，都有中日之间的领导互访：2007年温家宝总理“融冰之旅”访日，2007年福田康夫首相“迎春之旅”访华，2008年胡锦涛主席“暖春之旅”访问日本。

　　这一轮堪比80年代末90年初的高层互访让中日关系迅速升温，到了2007年，《哆啦A梦：大雄的恐龙2006》在中国上映，成为第一部在中国影院公映的日本动画电影。之后在2008年和2009年，国内又相继上映了《大雄的新魔界大冒险》和《大雄与绿巨人传》，保持了一年一部的约定。

　　新剧场版连续三年上映，足见当时中日关系正处在一个非常好的时期，而反应中日关系风向标的也从电视动画片和漫画书变成了上映电影的审批龙标。

2010钓鱼岛事件：展览推迟 媒体批判

《哆啦A梦》在中国市场的活动推广起步很晚，授权衍生品市场一度陷入尴尬境地。

　　天有不测风云，2010年钓鱼岛撞船事件让本已缓步前进的中日关系再次倒车。从政府到民间，对于日本的反对声越来越大，《哆啦A梦》剧场版的继续引进自然也是被再度束之高阁。

　　如果说这只是中日关系陷入紧张的开始，那么2012年的“钓鱼岛国有化”直接让中日关系进入停滞。中日两国在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几乎所有领域都受到巨大震动，邦交正常化40周年纪念仪式等活动相继被取消。中国各地连日爆发反日游行，多家日资超市遭到打砸，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座驾在北京遇袭。

　　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原定于2012年9月开始的《哆啦A梦》诞生前100年特展推迟到10月，而2014年重庆的“100哆啦A梦秘密道具展览”则干脆遭到多家成都媒体撰文批评，质疑“哆啦A梦”展览背后“隐含极强的政治动机”。《哆啦A梦》在中国市场的活动推广起步很晚，又有很多“不可预见性”的阻碍，直接导致授权衍生品市场只有数亿元人民币。